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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宜昌还有不少依附于外商洋行、公司的中国商店、行栈也应时陆续开设。比如先后开设的有永生公、寿康、林源茂等14户代日商收购生漆；有吕福记、慎孚等店专给日商经销疋头、棉纱、针织品等商品，并运往恩施各县推销。

本地的一些较大的疋头号，如裕丰昌、裕懋厚、大顺德、仁和利、穆恒发等商号，因为“东洋货”价廉物美，也不得不向日商购买一部分疋头棉纱用以零售。而日商每年在宜昌倾销疋头棉纱针织品的金额是很大的。

卢维秋在《解放前的宜昌私人医院》一文中介绍，在宜昌的私人医院中，开得最早的要数两家日本籍医士设立的医院。一家是“济生”医院，约开办于1913年，院址设在培心路，院长为日本人董森李斌，有病床8张。1931年日本医护人员离宜，改由中国医生接办，仍保留原院名，直至宜昌沦陷时才关闭。

另一家是“回生医院”，开办时间稍迟于济生医院，院址在云集路右侧的燕子窝。院长掘乙次郎，女医师野菊乃，翻译张肖骞。该院设有内外科、产科、妇科等。30年代初，改名为“同仁医院”，仍由日本藉医士设立，直到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发生后停办。

查资料得知，日本洋行和商社在宜昌最为轰动之事莫过于1900年6月27日开始的历时三个月里，他们用洋鼓洋号演奏和大力度的降价促销等手段招揽生意，在宜昌摆摊设点展销840多种日货，获得巨大成功；1917年，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爆发，日商在宜昌疯狂采购棉花和粮食，导致宜昌城内米谷脱销、米价飙升、物价暴涨，时值军阀混战，北洋政府自顾不暇，连民不聊生都置之不理，日商的哄抬物价自然无人过问。

1923年4月14日，宜昌各界2万多人集会游行，强烈要求废除袁世凯卖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并于26日成立“宜昌外交后援会”，提出抵制日货，实行对日经济绝交。1931年，宜昌成立了“反日护侨会”，于8月18日联合县商会、航运工会等单位，通知处置日货办法，提出主张：“凡在8月18日以后运日货来宜者，一律没收。”并与上海、汉口反日会保持联络，一致查处日货。

据《宜昌百年大事记》称，因为1940年刚占领宜昌时，日军没有打算驻守，日军将城中仓库、商店和居民的财物抢劫一空，并连续5天用三十余辆大卡车、百余匹骡马，将抢掠的财物运至大公路、杨岔路集中，对带不走的生活用品一概砸碎。在抢劫财物后，日军在宜昌城中焚烧房屋五天五夜。

《宜昌市文史资料》也说：“街道除划为难民区的天官牌坊、南正街、白衣庵、二架牌坊等房屋尚保存较多外，环城西路、鼓楼街、璞宝街、南门外正街仅有少数房屋，而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几乎全毁”。据《民国三十六年度（1947年）武汉日报年鉴》记载：“宜昌在战时城市被破坏十之八九，完整房屋尚不及十分之一，战前为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九户，十五万零六千二百零八人，全市房屋为九千七百余栋，战后仅存一千四百数十栋。光复之初，居民仅二千余人，未及两月，人口急增。”

1946年5月的《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会议记录》也沉痛地说：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，可谓“破坏之甚，为全国冠”。日军在宜昌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对于每一个宜昌人，自然是不共戴天！